朱永新 | 新时代全民阅读的新使命

　　人生虽然有不同的阅读时期、不同的阅读重点、不同的阅读趣味、不同的阅读内容，但是，少年儿童时期的阅读对精神成长起着关键性和基础性的作用。人的一生之中，少年儿童时期是精神成长最关键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他所看到的东西、所阅读的内容，都会对其思想、价值观甚至整个人生产生最根本的影响。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对加强少年儿童阅读指导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8]，如明确“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少年儿童阅读计划，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同时要求出版单位要“根据阶梯阅读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出版适宜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阅读的出版物”；公共图书馆应当“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根据少年儿童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发挥言传身教作用，开展力所能及的家庭阅读、亲子阅读等，帮助未成年人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幼儿园应当“为幼儿提供适宜的读物，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条件，培养幼儿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中小学校应当“加强书香校园建设，加大阅读在教学计划中的分量，开设阅读课程，开展阅读辅导，组织校园阅读活动，帮助学生养成阅读习惯，并加强对教师的阅读指导培训，提高教师的阅读指导能力”；高等学校应当“将阅读作为重要的教育教学方式，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鼓励学生拓展阅读内容，丰富学生精神世界，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对各个阶段的责任主体都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

　　应该看到，少年儿童阅读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仍然比较严重。在应试教育压力下，许多青少年陷入功利性阅读困境，缺乏对阅读本身的热爱。同时，数字原住民一代面临碎片化阅读与深度阅读能力退化的双重挑战。如何引导青少年从“被要求读”转向“主动要读”，从“浅阅读”走向“深阅读”，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可以从以下五方面予以推进。

　　一是课程体系的全学段覆盖。要将阅读指导纳入学校教育全过程，开发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分级阅读指导课程。尽管在各个年龄段的阅读中都要注重培养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但是，可以考虑在低年级侧重阅读兴趣培养，中年级侧重阅读方法指导，高年级侧重审辩式思维训练。

　　二是阅读材料的高质量供给。建立分级分类的青少年读物推荐机制，严把质量关。同时，增加原创优秀少儿读物的创作出版支持力度，改变引进版主导的局面。鼓励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为青少年创作优质读物。

　　三是评价体系的过程性改革。要防止阅读的“应试化”，改变以考试成绩为单一评价标准的做法，将阅读能力、阅读习惯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推广“阅读存折”“阅读护照”等工具，记录学生的阅读历程，强化正向激励。

　　四是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加强语文教师和图书馆员的阅读指导能力培训，加强各个学科的教师阅读素养提升，培养一支懂儿童、懂阅读、懂教育的专业队伍。可借鉴国外“阅读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建立中国的阅读指导师职业标准。新教育实验研发的《中国中小学学科阅读书目》为不同学科的阅读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源^[11]。

　　五是建立校家社一体化阅读体系。要打破学校、家庭、社会在阅读推广中各自为战的“阅读孤岛”，建立由教育部门牵头，文化、妇联、共青团等多部门参与的校家社阅读协同机制，设计贯穿学校、家庭、社区的阅读活动链，培训教师成为家庭阅读指导师，培训家长成为学校阅读志愿者，培训社区工作者成为阅读活动组织者，实现人员角色的交叉与互补，真正实现从“孤岛”到“群岛”的阅读生态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关心残疾人事业发展，强调要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和中国残联宣文部共同举办的阅读权益保障论坛，从杭州到昆明，再到太原、新疆，已经连续举办四届，这也是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尊重和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具体举措，意义非常重大。

　　《马拉喀什条约》2022年5月在我国落地生效以来，中宣部、国家版权局积极完善配套制度、加大宣传推广、加强监督指导，不断将著作权法和《马拉喀什条约》对阅读障碍者平等获取文化和教育的支持落到实处。2023年9月，《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施行，为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有声、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出版物，支持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建设。残疾人服务机构应当为残疾人提供必要阅读辅助设施和相应服务。”

　　阅读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环境无障碍，阅读有关爱”是推全民阅读和无障碍阅读的基本原则。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阅读权益的保障工作，推进无障碍阅读事业的发展。

　　一是要提升阅读品质，推动无障碍阅读资源直达基层。要满足阅读障碍者多元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丰富盲文、大字、有声等无障碍格式版优质内容的供给，在提升无障碍阅读品质上下功夫，在提升公共阅读空间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上下功夫，为阅读障碍者铺就更广阔的阅读成长道路。

　　二是要提升文化服务，营造无障碍阅读书香氛围。要认真总结阅读权益保障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实际行动改进工作。加大无障碍阅读重要意义、相关知识的普及，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共同营造全民阅读惠及阅读障碍者的良好环境与和谐氛围。

　　三是要培养领读者，加强对阅读障碍者的关爱帮扶。要帮助阅读障碍者培养阅读兴趣和养成阅读习惯，鼓励文化出版单位、特殊教育学校和社会各界面向阅读障碍者开展内容健康向上、具有文化底蕴的无障碍阅读推广活动。通过新技术、新载体、新设施等的开发和应用，扩大无障碍阅读活动覆盖面，提升社会影响力。《人民日报》曾经报道过内蒙古呼和浩特盲人医疗按摩师武琨杰通过阅读掌握职业技能，并且帮助其他盲人建立“小TC学习园地”的事迹^[13]。武琨杰的故事很励志，也启发我们，全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对阅读障碍者的关爱帮扶，为残障人士和其他弱势人群提供更优的无障碍阅读设施，创造更好的无障碍阅读环境，提供更多的无障碍阅读机会，帮助他们用阅读探索世界，用阅读传递美好。

　　在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全民阅读的行动中，出版界有着特殊作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九条明确要求：“国家支持和引导丰富出版品种，优化出版结构，提高出版质量，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出版物，加大全民阅读优质内容供给。”^[8]

　　叶圣陶先生在1950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开幕式上专门谈到了全民阅读的问题。他指出：“不单叫要读书的人有书读，还要叫不读书的人乐意读书；不单叫人读了书就完事，还要叫人乐意批评，随时对出版家提意见。换句话说，就是把发行工作的重心放在读书运动上，想尽种种办法让不读书的读书，少读书的多读书，读了书的善于读书。”^[14]此外，他还就减轻读者负担，降低书价，鼓励创作者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论述了从作者、出版者到读者之间的良性循环问题。

　　由此可见，出版业是推动全民阅读的枢纽，关联着全民阅读工作的方方面面，是全民阅读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出版是纸质阅读的源头，而纸质阅读是开展深度阅读不可或缺的方式。要阅读，必须有好书。正因为有了出版机构的遴选，有了编辑对所出版内容的沟通和打磨，才能确保在社会上流通的书籍具有较高的价值，才诞生了丰富的阅读资源，才能满足不同群体对阅读的需求。也正是通过主题出版的策划，成功的出版本身就可以引领阅读潮流，推动特定领域或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激发公众广泛的阅读兴趣。

　　出版业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具有代表性的、记录当下这个时代的作品，形成了当下思想的传播。出版业如此促进着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提升了全民文化素养，增强民族认同感。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概念。强调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阅读与创作、出版的语境下，意味着通过阅读获得的见识和灵感被转化为实际行动——创作新作品。将阅读的内容投入到知行合一的创造之中，既是个体创造力的体现，也是对所学知识的一种活用和拓展，是一种知识创新的实践。

　　真正的创作，是对阅读体验、行动收获的个性化表达，而出版则是将这些个体创作推向公众视野，实现知识与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作和出版是将个人的阅读成果转化为社会共享的精神食粮，使得阅读的价值得到放大和深化的过程。

　　从阅读到创作再到出版，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体现了知识的吸收、转化与分享，是个人成长与社会积累之间、全民阅读和文化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全民阅读的推广，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在出版业遭遇寒冬，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公共媒体肩负着引导阅读风向的重要责任。一方面，媒体要实现从“信息场”到“意义场”的转型；另一方面，媒体也要防止自己成为全民阅读的“异己”力量——成为拉走阅读者的平台。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明确提出：“报刊出版单位、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等新闻媒体应当通过新闻报道、专题栏目（节目）、公益广告等方式，宣传优秀出版物和全民阅读先进典型，推广全民阅读活动，营造全民阅读氛围。”“国家鼓励促进全民阅读的新技术、新载体、新设施等开发与应用，支持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扩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影响力。”^[8]这些要求，为各类媒体的阅读倡导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和遵循。

　　一是要加强主流媒体的“价值引领”。各级党报党刊、广播电视应开设高质量读书栏目，如央视《读书》栏目、人民日报“读书”版等，推荐优秀书目，传播阅读理念。媒体人自身应成为阅读榜样，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公众。

　　二是要加强新媒体平台的“创意传播”。充分利用短视频、直播、播客等新兴媒介形式，创新阅读推广方式。如抖音“全民好书计划”B站“读书类UP主”等，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阅读价值。同时，加强内容监管，防止低俗化、娱乐化倾向。

　　三是媒体融合的“全媒联动”。打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打造“报、网、端、微”一体化的阅读推广矩阵。建立国家级阅读推广融媒体平台，整合各地资源，形成传播合力。

　　全民阅读的开展，需要各级领导的身先士卒和大力推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领导干部只有读书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使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现代领导活动与读书学习的密切关系，深刻认识到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15]。

　　领导干部的阅读习惯不仅关乎个人修养，更影响其治理能力和决策水平。此外，领导干部的读书行为还有独特的社会示范效应——他们在会议讲话中引用的经典、日常阅读的书目，多少会影响到一个部门甚至一个城市的阅读风气。从全民阅读的推进来看，关键在于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领导干部是最重要的表率，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最好的读书榜样。他曾经为了借一本书，请人“吃了三顿炒鸡蛋”。他说：“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为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全民阅读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可以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出制度化的“阅读清单”。建立领导干部推荐阅读书目制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史国史、治理理论、管理艺术、前沿科技、文学名著等纳入必读内容。中共中央党校和新教育研究院等研制的“领导干部阅读推荐书目”可以作为参考。

　　二是开展常态化的“读书交流”。在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中增加阅读分享环节，将阅读与工作研讨相结合。推广“读书沙龙”“思享会”等学习形式，营造机关阅读氛围。

　　三是进行成果化的“阅读转化”。鼓励领导干部将阅读收获转化为调研报告、政策建议和工作创新。建立阅读成果交流平台，促进学习成果共享。

　　四是鼓励公开化的“阅读示范”。鼓励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公开演讲、文章撰写、社交媒体分享等方式，展示个人阅读思考和收获，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效应。

　　与如火如荼的全民阅读实践相比，全民阅读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对于阅读的生理、心理机制的研究，还是对于数智化时代全民阅读载体与方式的研究；无论是对世界各国全民阅读政策法规的研究，还是对我国全民阅读活动经验教训的研究，都远远不能够适应形势的需要。目前的全民阅读理论研究都无法承担为阅读推广提供科学指导、应对时代挑战并夯实文化根基的使命。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三十九条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开展全民阅读研究，指导开展公民阅读状况调查，支持开展全民阅读国际交流合作。”^[8]为我们开展全民阅读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是加强全民阅读研究机构的建设。建议国家在适当的时候成立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协调财政、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电和共青团、总工会、妇联等有关部委，以及新华书店和发行部门，吸收部分阅读研究的专家学者，统筹开展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同时，支持依法成立“中国阅读学会”或“中国全民阅读促进会”等全民阅读促进领域的社会组织，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全民阅读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加强对阅读各种前沿问题的研究，举办中外阅读论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是加强阅读的脑科学与心理学研究。传统的阅读推广多基于经验总结，缺乏科学依据。新时代的全民阅读需要引入脑科学与心理学研究，实现从“经验”到“科学”的范式转变。在阅读认知机制的“基础研究”方面，要支持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对阅读过程中大脑活动的可视化研究，揭示不同阅读方式（纸质阅读、数字阅读等）、不同类型文本（文学、科学等）的认知加工差异，为阅读指导提供科学依据。在阅读障碍干预的“精准施策”方面，要基于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神经机制的了解，开发早期筛查工具和个性化干预方案。目前我国阅读障碍儿童识别率不足1%，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5%～10%），而且，因为中文阅读涉及脑区域更多，我国大陆地区脑瘫患者语言障碍的发病率远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16]。在阅读心理过程的“循证实践”方面，要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探究阅读动机、阅读焦虑、阅读沉浸体验等心理过程的影响因素，开发基于证据的阅读激励策略。在阅读效果评估的“科学工具”方面，要开发标准化的阅读能力评估工具，改变单纯以阅读量和阅读速度衡量的粗放模式，转向对理解深度、审辩式思维、迁移应用等高级能力的精细化评估。

　　三是加强全民阅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国内相关阅读研究组织积极加入国际阅读协会（IRA）等国际阅读组织，联合国内有关城市创建“世界图书之都”，参与全球阅读推广项目，共享先进经验和成功案例。可以在国际层面上推动阅读文化的交流，在与海外相关机构的阅读交流合作的同时，展示中国出版和全民阅读的成果，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国际影响力。在系统引进国外优秀作品的中文版的同时，推动中国作品的外译出版，推广中国的优秀读物等等。